在数字技术的冲击下，纸媒生存现状堪忧，报刊亭的经营状况也不甚乐观。

曾经在时代浪潮下兴起，如今又落伍。

即使注定走向黄昏，从业者的坚守也值得人们尊敬。

毕竟，报刊亭存在的意义，从来不止于情怀。

作者 | 米月

寻找报刊亭的故事，要从两年前讲起。

2022年农历新年前，北京城下了一场大雪。雪化的时候最冷，路上来往的行人都裹着厚厚的羽绒服，行色匆匆。

一个穿红色羽绒服的小男孩，牵着大人的手路过北京交通大学南门。一座报刊亭被木纸板封得严严实实，只露出外墙上已经褪色的宣传海报。

大人指着报刊亭说：“看，他们回家过年去了，都封上了。”小男孩三四年级的样子，对大人的判断表现出质疑：“他们是黄了吧。”

北交大南门报刊亭“遗迹”

交大南门外有很多快递点，载着快递的三轮车进进出出。大人牵着小男孩，等一辆快递车拐完弯再过马路，一边跟他说：“没有，他们回家过年去了。”

报刊亭几米开外有一个更小的保安亭，保安小哥在只能容纳一个人的空间里负责给停车场出入口抬杆。正值寒假，停车场没什么车，被问到“邻居”报刊亭的近况时，他正激战王者荣耀，没有功夫抬头。

只有声音从小亭子里传出：“倒闭了吧，反正我来这里一个多月没见它开过门。”

“倒闭了”的报刊亭，它是两万分之一。2013年，全国邮政报刊亭总数为30662个，到2022年，数量锐减为0.8万个。伴随着纸媒的衰落，报刊亭在度过黄金发展期后，渐渐显出疲态。

“黄了”成为多数报刊亭约定俗成的命运，连小学生都知道，存活下来的报刊亭反而成为少数。

它们的生存状况如何？与过去相比有了哪些新变化？它们在怎样的时代浪潮下兴起，又为何落伍？纸质阅读习惯远去的时代，报刊亭该何去何从？

报刊亭，被遗忘的文化驿站

打开手机地图，我打算寻找这座城市中现存的报刊亭。

跟随导航的指示，我找到一家位于公交车站台背后的报刊亭，正对面是一所医院。摆放在最中间的，是《知音》《三联生活周刊》《中国国家地理》《南方周末》等耳熟能详的杂志。

此外，还有《北京晚报》《新京报》等发行多年的报纸，两侧张开的窗翼上架着的杂志种类更丰富，《航空知识》《ELLE》《时尚先生》《体坛周报》《足球周刊》……

“老板，你这卖的有成人尿不湿吗？”一位大约四十岁的中年妇女行色匆匆地赶来，隔着窗口用带有口音的普通话问道。

“有。”亭里的人回应，随即麻利地从找出一包尿不湿，“35元。”

微信付款后，妇女便急忙离开了。

报刊亭的老板看上去只有四十岁左右，精神饱满，没有一点发福的迹象。待在那里的十分钟内，又有两三个人来买了饮料——看来这家报刊亭的生意不错。

另一家位于过街天桥和公交站交叉口的报刊亭更热闹，每隔两三分钟便有人来光顾：问路的、租充电宝的、买饮料的、买雪糕的、乘凉唠嗑的……

老板也总是不厌其烦地给过路人解释各种问题，只是这一切都与报刊无关。

直到来到第三家报刊亭，我终于遇到一个询问《人民日报》和《新京报》价格的青年人，他最终买了一份《人民日报》。

和大部分报刊亭不同，除了留出一小块地方摆放饮料外，杂志几乎占满了这家报刊亭的全部空间，种类和数量都明显更多。

常见的书报杂志外，这里还售卖《名侦探柯南》《北京出行地图》《海淀区石景山区交通旅游图》《二次元狂热》和一些儿童读物。

这家报刊亭位于一所三甲医院门口，人流量大，地理位置优势显而易见。

四年前，张姐开始经营这家报刊亭。“我自己就喜欢看书，但卖书的利润很低，主要还是靠卖饮料。”按照张姐的说法，她现在一天能卖出三四十本杂志，每个月的总收入有几千元，“比打工强点。”

那天下午，我一共找到了五处报刊亭，其中不乏像张姐这样生意还不错的情况，一天能卖两三百块钱。但也有摊主每天还在为收入叹气。

一位摊主告诉我，他常常一天只能卖不到100元，零食饮料也没什么人买。“以前生意都还可以，现在反而不太行了，我都不想干了。”

好在卖不完的报纸和杂志都可以原价退回，成本层面相对可控，不会发生大额亏损。

根据线下走访，报刊亭每月的租金只有不到1000元，相较房租和进货成本，人力成本才是报刊亭经营成本的大头。

一般来说，报刊亭需要两个人共同经营，面对报刊零售的微薄利润，摊主们不得不靠售卖零食饮料来增加收入。

但即便如此，也不是所有报刊亭都能养活两位经营者，只有在大型医院、公共交通站这些人流量大的地方，传统报刊亭才有可能勉强达成“养家糊口”的经营目标。

当报刊失去读者

现在看起来不太景气的报刊亭也曾经历过一段光辉岁月。

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，就业保障的主要责任人由单位转向个体。报刊亭成为吸纳失业人员的工作场所，承担着一部分社会救助的功能。

2002年，500名失业者成为天津日报新报亭的亭主，实际参与报刊亭经营的失业者达1000多人；同年6月，安徽日报报业集团计划用4年时间，建设5000多个连锁经营的徽风报刊亭来安置下岗人员。

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到来之际，报刊亭更是作为城市文化窗口受到社会广泛关注，迎来新的发展高潮。

2008 年，北京市拥有邮政报刊亭2510处，上海市拥有邮政报刊亭2175处，广州市拥有邮政报刊亭2102处，深圳市为569处，天津市为429处。

在纸媒发展的黄金时代，经营一家报刊亭是份让人羡慕的工作。一间6平米的报刊亭仅凭报刊零售便足以养活一家人。2002年左右，有人能靠经营报刊亭在北京买一套房。

然而好景不长，报刊亭的繁荣发展并没能持续下去，在经历了短暂的高潮便后迅速回落。

在数字技术的冲击下，人们阅读的载体由书本转为电子设备，纸媒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生存挑战，报刊亭的经营状况也不甚乐观。

摊主为了增加收入，不得不扩大经营范围，饮料、烤肠、充值卡、玩具、彩票等商品也因此成为报刊亭的常住民。

而按照《北京市文明示范报刊亭标准》的规定，报刊亭不得出售烟酒、饮料、胶卷、电池、食品。因此，大量报刊亭因超出经营范围被迫拆除。

2008年之后，伴随着互联网的高歌猛进，全国很多城市的报刊亭数量进入了逐年递减的趋势。

据中国邮政集团公司统计，2008年至2012年底，全国共拆了10468个邮政报刊亭。截至2018年年底，全北京仅剩519个报刊亭。

这是市场的自然选择。没有那么多人需要报刊，报刊亭就不再能养活摊主。

开报刊亭不再是门好生意，报刊亭自然会一个接一个走向倒闭。

艰难的新生

那么，衰落意味着慢性消亡吗？仍有一部分从业者想说出一个“不”字。

部分报刊亭管理者正在探索转型之路：自助售卖报刊的智能报刊亭，销售咖啡茶饮的网红报刊亭，提供邮政普遍服务的便民报刊亭……

传统报刊亭在现代城市的“新生”，是否真实存在？带着这个疑问，我找到了两家在北京售卖咖啡的报刊亭。

“PINKMAN COFFEE（粉人咖啡）”是一家位于北京石景山区的咖啡报亭，店名来自美剧《绝命毒师》中男主角Jesse Pinkman的英文名。

报刊亭外摆放着常见的报纸杂志，亭里则是一个咖啡制作间，窗口外还放了张椅子供客人休息。

老板辰哥今年三十六岁，是地地道道的北京人。小时候放学回家后，辰哥常常给家人买报纸“溜腿儿”。

“那会儿的杂志没有封皮，拿着就随便看，看够了再回去，所以买一报纸就得俩小时，回去就要挨顿骂。”他在一次次跑腿中，逐渐生出对报刊和报刊亭的喜爱。

受到其他城市报亭咖啡的启发，辰哥跃跃欲试，在去年7月和朋友们一起将粉人咖啡开到了石景山。

改造前，辰哥和中国邮政签了协议，将这家店作为试点，干够一年后要得到一个完整的闭环数据，然后再去开第二、第三家店。

目前来看，这家店的收益不错，辰哥和朋友们已经开始在丰台区物色下一个报刊亭了。

“我们现在的想法是想在北京改造30到50家，先慢慢做着，北京的城六区和近郊的报刊亭其实都可以改。”辰哥说。

刚被辰哥接手时，报刊亭还有些破旧，看上去和咖啡完全不沾边。

于是，辰哥把报刊亭里里外外重新装修了一遍，将原本有些昏暗的白炽灯泡换成了复古色调的家装灯，又铺上了木地板，这才有了现在的粉人咖啡。

加上各种咖啡设备、展示柜、冰箱、空调，改造6平米报刊亭的成本是8万多元。

装修时，辰哥特别突出了北京特色，他解释道：“我觉得既然开在北京，还是稍微带点儿跟北京有关的东西。”

无论是报亭正面的红色北京胡同路牌，两侧的“北京范儿”灯箱，还是咖啡杯套上“爱谁谁”的北京口头禅，都热情地向路过的人展示着老北京文化。

除了卖报纸和咖啡，甜品也是这里的一大特色。报刊亭里的辰哥，还是一位隐藏的米其林一星厨师，原创甜点曾经获得过国际奖项，改良版杏仁豆腐是他的招牌商品。

咖啡和甜点加起来，每天能卖出100份左右，是报刊亭的主要收入来源。得益于报刊亭背后的小区，辰哥的报刊销量比较固定，一天能卖出20份左右报纸，一些杂志卖得也不错。

尽管报刊带来的收入无法和咖啡甜品相提并论，但辰哥还是将粉人咖啡定义为报刊亭。

“我们只是在售卖报刊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些项目。”辰哥认为，人们对纸媒的需求依然存在，希望自己的改造能够复活报刊亭，使有需求的人能像以前一样买到报纸杂志，与此同时，还能让在附近上班的年轻人在家门口喝到一杯品质还不错的咖啡。

和辰哥不同，合肥的一处微风书报亭只售卖咖啡，不再销售任何报刊。当地官方报社将报刊亭租给摊主，每个月收取2000-3000元的租金。

除了卖咖啡，也有人将报刊亭改造成早餐铺、小卖部，但大都不会保留报刊。“我试过卖报刊，一个月卖了三份报纸，一本《意林》。”咖啡报亭的老板补充道，“情怀在我们这，完全没有。”

所谓“情怀”，既是对纸质阅读方式的留恋，也是对曾经凝聚在报刊亭身上的“附近”的怀念。

在全面拥抱数字化的时代，需求不再才是常态，像张姐和辰哥这样眷恋报刊本身的人只是少数。而他们的坚守，也只能建立在较为可观的经济效益之上。

一篇报道曾经评价：“报刊亭就像昨日世界的守夜人，它注定走向黄昏。”

然而，在追求效率与技术的道路上，昨日世界的守夜人，或是主动选择，或是被动留守，仍在守着一小撮人的需求。这一小撮人，小到无法再用人群特征划分，逐渐在人海中面目模糊。

也许是习惯在晚饭后买一份《北京晚报》，在沙沙的翻页声中细细品读的老年人；也许是来到陌生城市时，渴望得到车站旁摊主乘车建议的外乡人；也许是放学后会骑着自行车，在报刊亭买一本科幻杂志的高中生。

他们的需求让人相信，在黄昏真正到来前，报刊亭的存在仍有意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