古代诗歌大多由权贵写作，似乎有好的审美境界，但并不是古诗都好。有些古诗并不好，人们也不能学习。其实，古代权贵写诗有着一定的诡辩逻辑。

权贵大多从小接受良好的教育，长大以后就可以写诗作词了。虽然民间书生也可以接受教育，但书生进入官场才算是人生的成功，不然就只算是“百无一用”之人。权贵可以写诗作词，民间的书生也可以写诗作词，似乎民间的书生写诗作词之后，就可以和权贵平起平坐了。其实只是民间的书生掌握知识之后有了错觉，以为掌握知识就可以和权贵一样了，起码以后可以参加科举考试，可以通过诗文结交权贵，获得权贵的赏识和举荐，最终跻身官场。有了这样功利化的想法，很多诗人就专门写诗，干谒权贵。李白写给韩愈的诗“生不用封万户侯，但愿一识韩荆州。”写给孟浩然的诗“吾爱孟夫子，风流天下闻。”孟浩然写给丞相张九龄的诗“欲济无舟楫，端居耻圣明。坐观垂钓者，徒有羡鱼情。”都在拍委婉地拍马屁，还在委婉地表达自己的志向，却并没有写出真话。倘若他们真的做了官，就知道官场险恶，也知道自己不适合做官了。诗歌似乎是权贵们的玩物，只是用来交往，用来互相吹捧，却并不一定写得好。权贵从小接受良好的教育，似乎把知识当成了和平民百姓区分的标志。他们写诗大多抒发个人小情绪，却并不能议论时政，即便写了讽喻诗，也不能太直白，不然就会被皇帝怪罪。

权贵要接连一气，互相倾轧，要用银子作为联系的纽带。所谓的官场关系实质是银子关系，没有银子，官场的关系就是镜花水月，不切实际。权贵大多要附庸风雅，却并不是那么风雅。看看他们搜刮民间财富的勾当，就知道怎么回事了。他们会把收税的职务卖出去，民间的地痞无赖会购买，用一切手段逼迫老百姓交税，同时要抽一部分，就像官员层层加税一样，总是要自己得利的。他们写诗只是为了表达个人的才情，却不懂民间疾苦。虽然有屈原的“哀民生之多艰”，也能影响很多文人士大夫，但他们做的诗比较高雅，不是老百姓能够看懂的。老百姓大多都是农民，不读书，不识字，当然看不懂文人士大夫的诗了。文人士大夫写的诗并不是篇篇皆好，有的有佳句而无佳篇，有的连佳句都没有，就更别提什么佳篇了。但他们喜欢互相酬唱，喜欢你来我往，也就有了互相吹捧的态势。即便没有多少文化的权贵，也喜欢写诗。一旦写出来，就会受到吹捧，似乎很多人都喜欢这样的诗，其实只是一些文人吹捧罢了，不但有权贵圈子里的文人吹捧，而且有民间的文人吹捧。即便有一些诗歌流传下来，也只是被权力系统筛选之后的结果，却并没有展现诗坛的全貌，也没有展现真实的民间生态。

诗歌本身就是“贵族文体”，不是一般老百姓能够明白的。古代文坛一般都是诗词为正宗，诗比词还要正规，还要受到文人士大夫的青睐，也就是受到权贵的青睐。如此一来，很多文人士大夫就要写诗作词，互相吹捧，最终弄得鱼龙混杂。虽然后代诗词研究者有所鉴别，但很容易受到权力系统的和限制，很容易被权力左右，最终选择了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诗词，却并没有展现诗词的全貌，也没有展现诗人或词人的个性。人们理解的李白、杜甫、白居易并非都写了好诗，还写了一些俗气的诗，甚至化用别人的诗句，其实就是抄袭。他们在诗歌中表现的思想也不是那么纯粹，很多时候在做伪，没有展现真性情。李白的干谒诗都是媚态，杜甫的《茅屋为秋风所破歌》最终拔高调，由自身突然引申到天下寒士，太过突然，只是符合屈原“哀民生之多艰”的忧国忧民传统，却没有太多真性情。白居易写了讽喻诗，算是体贴民生，却往往失之过俗，艺术性不高。但他们都算是伟大诗人，只不过被主流意思形态推崇而已，其实李商隐也不错，只是不被推崇。

诗歌艺术性比较高，后世评论者一眼看高，一眼看低。权贵写成诗歌，后代权贵继续推崇，而且有所选择，使诗歌符合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。最终诗歌成为权贵的玩物，而不是老百姓能够欣赏的。后代老百姓知识水平有了一定的提升，但欣赏诗歌仍然存在着一定的障碍。他们认为的好诗就是权力系统推行的好诗，就是主流意识形态认可的好诗，而他们认为不好的诗一般看不到，尤其是古代诗歌，一般人根本看不到不好的诗，只会看到所谓好诗，而这样的诗有一定的偏激属性。主流意识形态只是宣扬古代的好诗，宣扬古代有一定情怀的诗人，却不会宣扬古代的坏诗，也不会宣扬古代有人格缺陷的诗人，不会宣扬有政治污点的诗人。如此一来，诗歌就成了权贵们的玩物，也成了后代愚民的工具。起码权力系统应该推行所有的古代诗歌，让人们看到古诗的全貌，而不能只是有选择性地推崇几首，最终给人们造成误解。

应该弄出几首古代的坏诗，或者说古代写的不好的诗，让学生学习一下。起码让学生知道诗歌有好有坏，尤其是古诗有好有坏，而不能造成一定的偏见，不然就像一些媒体一样，只报道国内的好事和外国的坏事，却不会报道国内的坏事和外国的好事，对人们造成了很大的误解，当然也就形成了诡辩逻辑。